CCVI認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僅僅是一種財務單位風險，并非資產或財產性風險。所有的風險，最終集中于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必須為了擺脫或化解地方政府債務，而進行風險管理的長效機制，包括設立“地方政府債務資產交易平臺”或“地方政府債務資產交易所”。
一、制度特征或局限：地方政府破產在中國不會出現
盡管廣泛的觀點一二再地聚焦于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而置于中國制度本身的特征或局限而不顧。確確實實的是，中國根本不存在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問題。因為地方政府不是獨立的財產主體，而僅僅是中央政府授權管理特定區域的一個個“部門”，根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某種標準化的委托協議，管理指定區域的政權事務，其中包括有限的財產處置權、行政事權等等。因此，地方政府這一“部門”只對授權者即中央政府負責，而無需對社會做出解釋，甚至無需對所管轄區域的公眾解釋。當然，假如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這么做，地方政府就必須要去做。總而言之，在中央政府權利治理層面，地方政府只需要對中央政府負責即可，而與此同時，地方政府所有的努力，僅僅只要獲得中央政府的歡心或滿意，就已經盡職盡責。
在國家作為家庭型式存在時，大致有兩個形式進行組織建構，一是“大鍋飯”形式，如中國，一切以家族即家長層面進行權利集中，然后由家長階層根據自身的政治需要，對整個國家（家庭）的財產進行任意裁決，而無需征求公民或家庭成員的意見。所以，包括區域的變遷或劃撥、委托管理人的權限和管理形式，都取決于終極家長階層的意愿。終極家長階層承擔著整個國家的無限責任，家族之內的各個部門包括地方政府，僅僅根據終極家長階層的授權范圍、委托權限而行使自身的職能，不承擔某一區域的財產損益及其好處或風險責任。因為，一旦某一被授權者具有某種獨立承擔權責利的企圖，那就是對終極家長階層權威的一種僭越，也是這一國家家庭體制所不容。二是如美國、歐洲等聯邦治理形式，等于若干個小家庭（國家），通過保全自身權利主體的條件下，與若干個國家形成一種合約，這樣的國家也僅僅是一個合約體制，根據相互各自獨立的合約保障，授權一個特定的超越各個國家（家庭）利益的組織架構，形成一個國家形式的組織。在這樣的政治管理體制下，所有的主體都承擔著清晰的、有限的國家風險，包括破產的風險。也只有這樣的制度，才會出現或形成真正的政府債務風險。
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地方政府債務交易平臺
只有清楚、并確定了中國地方政府作為債務主體，制度特征使其根本不成立。所以，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歸根到底是中央政府的債務。這就說明了，地方政府無需為政府債務承擔什么責任，因此也就不會有什么破產的壓力。沒有壓力的風險、沒有破產之虞的債務，還叫風險或債務嗎？所以，除了中央政府為地方政府債務擔心之外，地方政府是真正的“甩手掌柜”。按照這一邏輯，即知道社科院為什么發布中國國家資產報告，為中央政府緩解心理壓力。很顯然，這一發布，是為中央政府準備了慢性毒藥，因為這一國家資產報告，缺乏對既往的損益計算、以及對預期的不確定性的評估。
恰當的做法，是盡快建立地方政府債務資產清單，然后進行損益監測、資產價值評估、債務重組的中央政府債務風險資產交易平臺，通過資產產業投資價值鏈并購、包括資產證券化等，使地方政府債務在與其他地方政府債務資產、市場化交易之間，進行資產戰略銷售和產品設計。在交易過程，建立地方政府債務資產交易機制。當所有的債務資產進入交易時，不但容易監測跟蹤，而且轉負得正。
目前對地方政府債務的處理方式，仍然寄托于地方政府債券等單一的手段。因為地方政府債務需要負債經營，而不是孤立地以債務為債務，因為地方政府在還債的同時，還需要繼續不斷地輸血，以維持正常的財務運轉。所以需要清楚的是：一、地方政府債務，將是長期的存在、也不可怕，中央政府大可不必回避這一存在的長期性；二、建立長效的、符合中國制度特征的地方政府債務交易平臺，是最好的債務處理策略；三、可以鼓勵地方政府部分地提供債務資產進入交易平臺，而無需與地方政府在債務隱瞞或數額多少方面，進行低效博弈。
三、財務工具組合或杠桿：地方政府債務重組基金
建立由中央財政、審計、金融部門監管下的地方債務重組基金，是為地方政府債務資產交易平臺，進行定價、評價、資源配置的財務工具組合，然后將其作為債務重組杠桿，對地方政府債務資產進行戰略重組和財務處置。
地方政府債務重組基金，可以包含地方政府資產清單、戰略資產和產業結構調整指引、政策金融與市場金融財務搭配、不同資產打包和股權化包括證券化產品運營等方面，以此為地方政府債務重組基金進行功能定位。
CCVI經過兩年多調研，得出如下結論：
1、設立地方政府債務資產交易所（平臺）與地方政府債務重組基金，是化解和處理地方政府債務的最優策略選擇。
2、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功能，鼓勵地方政府將部分債務資產進入債務資產交易平臺，并非全部。這樣等于為地方政府債務資產找到增值退出渠道，包括優化產業資源的投融資合作。而不是一味地高壓與地方政府進行債務資產規模的博弈，基于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而言，這種博弈本身對地方政府的壓力，并非是財務的破產風險，而是行政授權的官員升遷風險、以及在地方政府面對經濟發展預期的負面影響。
3、地方政府債務重組基金與地方政府債務資產交易平臺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重組基金是進口，交易平臺是出口。由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組成理事會，發揮監督和指導作用，垂直于地方政府，屬于政策金融與市場金融無縫對接機制，在具體構成上完全進行市場化運營和組成。
4、重組基金進行資產價值評估后，進行份額化設計，自然人和機構都可以購買基金份額，在投資回報率方面，安全性需要一定的政策保底，但可以細分產品品種，形成多層次投資回報體系。
5、交易平臺或交易所為非贏利構成，通過交易費、財務顧問服務、產業戰略合作咨詢等維持日常運營，目前國家政府部門如發改委產業結構調整指引的部分功能，可以分解落實到該交易平臺上進行具體實施。
事實上，地方政府債務重組基金與地方政府債務資產交易平臺，可以縮小到一個省市地方政府進行實驗。因此，有興趣的地方政府，同樣可以向中央政府爭取先行先試。
四、地方政府債務價值評估：定價和評價機制亟待形成
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是本屆中央政府面臨的兩大核心問題。雖然全面改革列為重大戰略，但這兩大核心問題，卻貌似與改革關系不大，即單純的改革并不能解決這兩問題。
將地方政府債務納入理性預期解決的范疇，需要正視如下方面：
1、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需要風險管控意識，風險管理是一種常識管理，不能也沒必要諱疾忌醫。
2、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將會長期存在，一味行政取締或限制無濟于事。根本的措施，是如何通過體制或法律法規層面上，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界定地位、明確功能和贏利方式。
3、從長期看,地方政府債務不但會永遠存在，而且只會遞增而不會降低、更不可能消除。假如采取行政剝離等等手段，只會將債務風險進入惡性循環，無益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政治管控。
4、與之相關的宏觀形勢持續壓力，如通脹將會長期存在。而與此同時，意味著資產價格的上漲，無論地方政府、社會公眾，財政或財務收入一定要跑贏通脹，儲蓄等保守投資的收益肯定是負數。在利率不能完全放開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的改革已到瓶頸，一般的私營銀行，根本無法正常生存。所以，在投資安全心理充分的同時，多發展適合投資、特別是公眾投資的渠道非常重要。而這些渠道，必須要使其收益跑贏通脹，地方政府債務重組基金份額化銷售、包括國民公共資源權益基金等銜接行政與市場的機制預設，則是從根本上解決核心問題的出路。
很顯然，僅從地方政府債務而言，中央政府充分清楚僅僅從資產負債層面，對地方政府無以構成約束或壓力。所以，中共中央組織部將地方政府債務，納入官員考評體系，通過地方政府行政官員的仕途管理，希望對地方政府債務形成一定的約束力。這一約束力，很難發揮預期作用。因為地方政府債務業已成為事實，包括債務形成的慣性邏輯。特別是官員考評其他的非地方政府債務指標，都會為官員仕途留下余地或活口。因此，通過傳統的、家長所有制條件下的行政授權或委托管理手段，去約束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以說毫無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