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仍然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而且財政刺激應該更多的落到能夠創造就業，落到能夠給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水平，落到能夠提升消費者信心和消費意愿的領域。”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認為。
我國面臨著控制疫情復發與恢復經濟雙重挑戰
劉俏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本身是一個公共衛生事件，為了防范疫情，世界各國采取的社交隔離政策對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沖擊肯定最大。對我國而言，第一波疫情對經濟造成的沖擊已經很大，面對第二次疫情如果再用同樣大封鎖、大隔離的方法，經濟韌性再大也很難承受帶來的后果。“目前，我國經濟恢復路徑其實非常清楚，短期性政策已經明確，實施上的問題在于政策工具創新不足，沒有精準滴灌直達實體經濟和受疫情沖擊比較嚴重的部門。從中長期來看，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結構性問題，需要堅決果斷地將結構性改革舉措推出來，同時希望疫情不再復發。”劉俏表示。
劉俏介紹，目前，我國經濟并沒有出現期冀的V型反彈，并且存在很多問題，例如民營企業投資增長仍然是負數、進出口面臨擠壓等。雖然服務業增長有些起色，但離消費反彈差距還很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都面臨著控制疫情復發與恢復經濟的雙重挑戰。
朱寧認為，對于復工復產與疫情防控的平衡問題，第一，如果疫情不能夠控制的話，復工復產很難真正有效開展，除非開發出疫苗、群體性免疫能夠實現，否則一定會出現復工復產不停被打斷的情況。第二，疫情對于不同地區和對不同行業的沖擊非常不一樣，所以應對措施也應該因地區、因行業、因人群而調整、定制化。第三，考慮到疫情在國內發展階段性和全球階段性之間的時間差異，我國要針對受到疫情影響的不同地區、行業和人群，提出盡可能精準的定制化的應對措施。
在政策設計上把經濟復蘇困難性考慮得充分一些
朱寧指出，政策的定向性甚至比方向性更加重要。鑒于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中高收入水平，今后高質量增長、可持續增長和有韌性增長是比增長速度更重要的一個目標，因此沒有必要通過所謂“新基建”來刺激經濟增長。“現在的刺激政策更多應該從保就業、保民生、紓困減負的角度出發。”朱寧強調。
事實上，我國形成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運行的新態勢，目的是保住就業，保住市場主體，全面增加有效需求。“應該認識到，企業目前面臨的困難很大程度上與市場有效需求不足有關。政策制定者很早就認識到到受沖擊最大的是中小微企業，是消費，是就業。”劉俏表示。
劉俏認為，短期內對經濟復蘇，在政策設計上可以把困難性考慮得充分一些，如果在政策工具不是很有效的情況下，要觸達到急需政策支持的企業、家庭和實體經濟的其他部門，就需要更大規模的財政政策支持。
目前，我國擴大內需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促進居民消費，一個是擴大有效投資。一方面，全面提振消費、啟動內需將直接幫助企業解決“復工不復產”“產品賣不出”等問題，這需要進一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進而提升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另一方面，要加大各類有效投資，包括“兩新一重”、公共衛生建設、老舊小區改造、租賃住房、都市圈軌道交通和公共服務等關鍵領域，真正把重大項目投資帶動作用發揮出來，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