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央確定進行“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此項改革涉及到126萬多個機構，4000余萬事業編制人員（其中包括900萬左右的離退休人員）；計劃到2015年在清理規范基礎上完成事業單位分類；到2020年，中國將要形成新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201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
然而，在《經濟觀察報》以“新一輪事業單位改革受阻：僅10%職員會被轉至企業”為題的報道中，表達了一個在當今中國社會頗有代表性的觀點：“目前的基本情況是，全國事業單位的劃分類別已經基本有了結果，在3100多萬的在職事業單位人員中，大約只有10%會被劃轉至企業。可以預見，未來國家財政對事業單位的負擔依然沉重。”順著“事業單位改革”的目標是“減輕財政負擔”的思路，網上種種抨擊甚多。最激烈者莫過于“我國事業單位是國家進步的強大阻礙，改革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以來，事業單位人員因為吃“皇糧”而被詬病，可以說是由來已久。但“事業單位”是一個極為模糊的概念，就其涉及的領域而言，一般認為有教育、衛生、文化、科技和社會福利等領域。各個領域自有其各自的社會分工，該不該吃“皇糧”自有分說。
查看國家統計局的《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可以看到幾個統計數字：“教育業國有單位就業人員”1567萬人；“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719萬人；以上這兩部分人基本上應該都屬于事業單位人員的范圍，總共是2286萬人，要占到前文中提到的事業單位3100萬人的73.74%。
再查閱《201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有大、中、小學和幼兒園，還包括中等職業學校的教職員工為1705萬人，其中專任教師將近1469萬人；查閱《2012年我國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有衛生技術人員668萬人，其中執業（助理）醫師262萬人，注冊護士250萬人。以上這些教育部門和衛生部門提供的官方統計數字應該基本上屬于事業單位的范疇之內，如果以學校的教職員工和醫院的衛生技術人員來計算的話，就是2373萬人，要占到前文中提到的事業單位3100萬人的76.55%。
進一步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各部門設立了一批受政府委托可以政府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譬如，人社部門有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醫療保險事務管理中心、就業促進中心，等等；衛生部門有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中心，等等；民政部門有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國家減災中心、民間組織服務中心，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事業單位，所擔負的職責實際上大多是行政管理工作。按照現在事業單位改革的設計，都應該是享受“參公（參照公務員）待遇”的。諸如此類的事業編制人員，怎么說也有幾百萬人。
綜上所述，在3100萬事業編制人員中，屬于教育部門和衛生部門的要占到3／4，剩下的還有1／4。在這1／4中，還要去掉享受“參公待遇”者和科技、文化和社會福利等領域的事業編制人員，如此計算的話，所余也不過一成上下。所以，媒體所說的“僅有”10%的事業單位或事業編制人員會“劃轉為企業”，應該很正常。而媒體所說“未來國家財政對事業單位的負擔依然沉重”，則有誤導公眾之嫌，因為事業單位改革的目標本來就不應該也不可能是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
再進一步深入分析教育部和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統計公報，可以發現，如今中國教育領域和衛生領域的事業編制人員實際上遠遠不能滿足社會需要。
根據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統計公報披露的信息：在2012年全國衛生人員總數912萬人中，有鄉村醫生（衛生員）109萬人，占全國衛生人員總數的11.95%。鄉村醫生的前身即文革中頗負盛名的“赤腳醫生”，這些鄉村醫生的人數相當于正式事業編制的衛生技術人員的一成半（這可能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統計數字），《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中是這樣定義的：鄉村醫生是指“尚未取得執業醫師資格或者執業助理醫師資格，經注冊在村醫療衛生機構從事預防、保健和一般醫療服務的農村醫療人員。”那么，中國是不是沒有經過正式醫療訓練的醫科院校的大學生呢？回答是否定的。有專家指出：目前中國每年培養的醫學專業畢業生人數超過60萬，但最終做臨床醫生僅有二成，約12萬人。當然，造成“學醫不從醫”的社會現象背后原因很多，但事業編制的限制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教育領域，也有類似的情況，這就是前幾年社會熱議的“民辦教師”問題。按《教育大辭典》的說法，民辦教師是指“中小學中不列入國家教員編制的教學人員。”據有關方面統計，民辦教師人數的峰值是1977年的491萬人，到1999年還有54萬人左右。因為要“爭取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民辦教師問題”，“1999年至2000年，全國有25萬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按提供信息者的口氣，似乎自此在農村中小學任教的民辦教師應該成為歷史。但是，2014年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提出《加快解決代課教師問題》的提案，恰恰說明這個問題并未徹底解決，只不過將“民辦教師”的稱謂換成了“代課教師”而已。雖然在網絡上已經再也找不到“民辦教師”或“代課教師”的人數統計，但此問題無疑是依然存在。其原因之一也不能不說是事業編制的限制。
再舉個例子，1999年高校開始擴招，擴招之前的1998年，高校本專科招生是108萬人，研究生（包括博士、碩士）是7萬人；而到2012年，高校本專科招生增加到689萬人，增加了5.36倍；研究生（包括博士、碩士）增加到59萬人，增加了7.13倍。若看高校在校學生人數，1998年，高校本專科生在校生是341萬人，研究生（包括博士、碩士）是20萬人；而到2012年，大學本專科在校生是2391萬人，增加了6.02倍，研究生（包括博士、碩士）是172萬人，增加了7.69倍。然而，與此同時，高校的專任教師，從1998年的41萬人增加到144萬人，只增加了2.54倍。1998年，高校的師生比是1∶8；而到2012年，則增加到1∶18。，從1999年到2012年的14年中，擴招的學生數和大學的教師數的增幅完全不成比例，事業編制的限制難辭其咎。
就中國政府對教育和衛生的公共投入而言，仍然是很小的（再省錢就沒有了）。2012年，政府財政的教育支出是21242億元，占GDP的4.1%；醫療衛生支出是7245億元，占GDP的1.4%。
中國社科院蔡昉研究員對“中國實際公共教育投入”作國際比較，認為在教育領域“中國的公共資源投入嚴重不足。
不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公共教育投入都處于較低的水平。”2005年發達國家公共財政支出占全社會教育支出的比重為86%。據世界銀行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在75%左右，全世界平均水平在80%左右，而中國僅為46%。
人大代表鐘南山對“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投資”作國際比較：美國每年的投入占GDP的15%左右，德國、英國等國的投入是10—11%左右，最低限度的國家也有8%，但是在中國，還不到5％，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欠債太多。鐘南山指出：“真正地、客觀地來說，作為對醫療衛生的投資，（中國這種情況）在全世界還屬于很少。”
當一些媒體的報道和評論把矛頭指向“事業單位”的時候，他們也許沒有搞清楚或者故意不搞清楚“事業單位”究竟指的是誰。實際上，矛頭所向，受到傷害的是中國的一部分專業技術人員；用傳統的官方語言表述，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而且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學校的教職員工和醫院的醫護人員。這些事業單位承擔的社會服務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基本上是人對人的服務。如果強調學校的教職員工和醫院的醫護人員都不該“吃皇糧”，或者說要學校和醫院當作企業來辦，也就是要把“利潤最大化”作為學校和醫院追求的目標，那么，可想而知，教育費用和醫療費用一定會上漲，最后遭殃的一定是人民大眾。因為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肯定會造成專業壟斷，我們常說的是“信息不對稱”，實際上是“權力不對稱”，因為這種專業壟斷是得到法律保護的。
前文中提及，中國在教育領域和衛生領域公共投入是不足的。但是，還有一點常常被忽略，按照國際經驗，政府向教育領域和衛生領域的投入，主要應該用在人（專業人員）身上。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表述，就是應該投在人力資源上，在政府負擔一部分費用后，才能使接受教育的學生和接受治療的患者能夠“平價地”使用教育和醫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世界各國在教育和醫療的公共投入上保持較高的比例的原因。
如前所述，教育服務和醫療服務都是人對人的服務，在這些領域，人的因素第一。但在中國，對教育衛生事業的公共投入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規定了財政經費大多被用來建設學校和醫院的硬件，而對專業人士的人力資源投資是十分吝嗇的，甚至被認為是不應該的。如果說要學校和醫院靠“創收”來支付人工成本，如前所述，教育和醫療的費用肯定會大漲。同時，中國的學校和醫院的“創收”，只要一開口子，實際上就很難管控。即使身處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也不能奢望市場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在中國的官方語境中，“市場化”被“產業化”所取代，從最近幾年的教育“產業化”、醫療衛生“產業化”，還有住房“產業化”、養老服務“產業化”中，都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市場的負面影響，這就是“馬太效應”——富的更富，窮的更窮。
在中國，還有一個可以稱為“奇葩”的現象，就是各種政策失誤的后果卻常常要相關的專業人士來承擔。常見醫生被罵成“白眼狼”，專家教授被罵成“磚家”、“叫獸”，令人心寒。譬如從80年代中期，醫療衛生事業的改革是跟著企業改革亦步亦趨，向著“利益最大化”的市場方向發展，于是造成了“醫改不成功”的結果。近年來的“新醫改”，經濟主義和管理主義的思維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人文關懷。導致了迄今為止醫改其實仍然不成功，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但是，政策不對路的后果和公眾的憤懣都落到了醫院和醫護人員身上，造成醫患關系幾乎成了“天敵”的關系。
綜上所述，正是上述種種認識誤區造成了事業單位改革受阻，因為相關的領導可能根本就沒有想清楚改革的方向究竟在哪里。的的確確，中國的教育制度和醫療制度都必須改革，而且不改革就沒有出路，。也許，改革從對事業單位進行分類著手不是沒有道理，但改革的目標絕不是通過減少“吃皇糧”的專業人士來幫政府財政省錢。當該企業化和該“參公”的事業單位（應該不到20%）到位之后，公益領域的事業單位，無論是一類（全額“吃皇糧”）還是二類（部分“吃皇糧”），該“吃皇糧”的還是得吃。只有公共投入越多，而且是直接投到人力資源上（以保證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人民群眾在教育和醫療等方面的“私人支出”（世界銀行的一個評價指標）才能真正降下來——這才是事業單位改革的硬道理。
